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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flickr@orangeacid CC BY 2.0

每次學校老師開會,大家都擠在後面,留下空蕩蕩的前排,令人不覺莞爾,因為上課時,學生同樣喜歡離老師遠一點,沒人要坐第一排。

但若偶爾坐坐第一排,你會發現一片嶄新的風景,甚至找到一個魔幻入口,抵達一個意想不到的人生。

小學時個子矮,被迫坐前排;高中時叛逆,只選後面座位;大學時對課堂的品質極其失望,我難得進教室,當然只坐最後一排,因為翹課也快一點

大二時,一位剛拿到碩士的年輕影評人擔任講師,每週介紹新電影,甚至有系統的探討各國導演。我愈聽心愈熱,不僅不翹課,而且愈坐愈近,最後竟然坐到了第一排。

上課時,從小津安二郎的三尺鏡頭,聽到愛森斯坦(Sergei Mikhailovich Eisenstein)的蒙太奇,下課後再追著老師,從柏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的《第七封印》,聊到楚浮(François Truffaut)的《四百擊》。

那個學期,我的生命就像《四百擊》最後一分多鐘的長鏡頭,逃跑的小男孩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海灘,看到不曾看過的海,又像楚浮ending的定格。

▲小男孩對觀眾回眸,好像在問:「你為你的夢想跑過嗎?」/photo credit:截圖自Youtube

「我沒有,但我就要開始跑了!」我當下如是回答小男孩。

於是我開始有系統的看書、看電影,一年內啃完志文新潮文庫,還拿打工的錢看了上百部經典電影,最後竟然拿到大專影評首獎。

我終於知道那位影評人對我的影響有多深,也知道自己不是不愛上課,但前提是——那位老師要有料。

但有料的老師太難找了!臺灣的老師許多是從書堆裡爬出來的,是thinker不是doer,只講空洞的理論,說不出具體的關鍵細節,所以我又翹課了。

大三、大四時成了文藝營幹部,有權邀請國內名家演講,但發覺這些名家大多沒經過口語表達訓練,普遍「寫得比說得好聽」,一場演講下來,往往空洞無物。

更慘的是那些「博士翻譯」,他們引進國外最新思潮,滿口「符號學」、「現象學」、「解構主義」,講完後臺下滿眼惺忪。「我們程度太差吧!」聽不懂的我們,只能這樣自我解嘲。

沒想到幾年之後,我當了老師,甚至擔任行政職,一年要安排逾二十場演講,這下子我不僅要擔心學生不坐第一排,還要害怕他們睡成一片。

十幾年過去了,我聽了不下兩百場演講,都坐第一排。其中像是講散文的石德華、講新詩的嚴忠政、和講小說的許榮哲,他們都非所謂的名家,但卻能旁敲側擊、博引巧喻,用心準備每一堂課,過去像霧又像花的文學術語,現在都具體可蹴。

我甚至不斷叨擾他們,坐到他們生命的第一排,重新學習,才得以輟筆二十年後,重新進入寫作狀態,

但我心中亦有遺憾──過去的我、和無數世代的學子,浪費太多的時間在無效的課堂上。

人類在二十一世紀把升學遊戲玩到最高峰,管你喜不喜歡,過半的年輕人命定要進入一個叫大學的地方,如果遇到每年集滿論文點數,就能常保金剛不壞的老師,年輕人就被合法浪費最寶貴的時光。

但是時間不等人,學習不能停止,每位年輕人都必須面臨職場的最終審判。

所以,不要忘了尋找校園內外的真正達人,他們可能是在業界打滾多年的兼任教授,可能是外聘的技術講師,可能是把學生看的比升等更重要的「異類」,更可能是剛剛拿到教師資格,卻用生命去準備、去翻轉每一堂課的教師魂。

記得去找這些良師,然後坐在第一排,就像二十多年前那個朗朗的夏日,一個怯生生的碩士顫巍巍步上講臺,讓我的眼睛一開,天空也開了,我開始相信有一天,我也能夠在教室裡挪動位置,慢慢坐到世界的第一排。

(本文轉載自蔡淇華老師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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