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redit:鄧馨庭、陳韋慈

看見車廂的走馬燈大大亮著「屏東」兩字,我慌忙撥出電話。

「Anny姐,我不小心坐過站了!」

「啊?坐到哪裡?」

回答之後,話筒那端傳來她愕然但仍親切的聲音:「什麼?怎麼會坐到屏東呢?」

出了車站,已比相約時間晚了半小時,急忙走近特定車牌,車窗降下,出現的是她大方的問候和笑臉。她是鄧馨庭,大家都叫她Anny。「肚子餓不餓?要不要吃什麼?」即使客氣婉拒,她仍然帶我去買了兩碗燒仙草,配料之多,價錢之便宜,讓久未南下的我一時反應不過來,讓她和老闆娘非常得意:「高雄的比台北豐富多了吧!」我看著眼前的女人,第一次相約的對話仍歷歷在耳。

「妳一個人下來?有地方住嗎?」聽說我要親自到高雄拜訪,她問。

「應該有,我還沒找。」

「來我家吧!」

「什麼?」

「可以來住我家,和我女兒睡同個房間。」

當下,我們還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但我也就真成了這麼個厚臉皮的訪客,拉了兩大皮箱前去,還狼狽地坐過頭,讓他們夫妻等了近四十分鐘。買完燒仙草,夫妻倆接著討論,要到附近的夜市張羅什麼美食讓我嘗鮮,我不禁想像,這樣自然的「收留」是否已成他們習慣?而她在土耳其的那群敘利亞朋友,當初看見的,也是這份笑容嗎?

一踏出國境,就完全歸零的人生

鄧馨庭一家人是2013年離開台灣的,目的地是土耳其的加濟安泰普(Gaziantep)——這座世上有名的古城,卻是東南部的邊陲城市,由於與敘利亞人口最多的城市阿勒坡(Aleppo)相近,也因此成為接收敘利亞難民的第一線地區。她的菲籍丈夫田安克受聘來此任教,三個女兒則在家教育,剛開始,一切都很平靜,但慢慢地,鄧馨庭注意到日常裡的一些不尋常。

「加濟安泰普的房仲業比便利商店還多,一條街可能就矗立著兩三家房仲公司。因為敘利亞難民湧入,房子不夠住,所以建商拼命蓋、房價一直漲,房仲還很黑暗,即使簽了約,房東也可以隨時趕走房客,甚至不還押金。」

街上隨處可見敘利亞人:抱著孩子乞討的女人、穿梭在車陣中賣花的青年、敲著車窗要錢的老人⋯⋯他們都是難民,幸運離開了敘利亞,異鄉的生活卻仍然難過。一位敘利亞師大畢業的高材生,炸彈一下來,護照、畢業證書都沒了,在異鄉無法證明學歷,僅能擔任最低工資的工作;一位年輕美髮師,丈夫跑了,獨自帶著四個孩子來到加濟安泰普,為了生存,只好白天工作、晚上賣身;還有一家人房子被炸毀,身上只剩下護照,透過人蛇集團來到土耳其⋯⋯不管原本擁有什麼樣的生活,一逃出敘利亞,人生全部歸零。 

自2011年敘利亞內戰以來,湧入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已有兩三百萬人,其中光是伊斯蘭國(ISIS)造成的難民人數就約三十萬。一開始,土耳其張開雙手歡迎這些流離失所的百姓,讓他們享有免費的受教權、基本就醫權,也有專門掌管敘利亞教育的部門,在各地開設難民學校,然而,土耳其社會很快就起了變化。

一些土耳其人利用難民賺大錢,房仲業樂見房價不停攀升、資方大肆雇用低工資的難民勞工、慈善機構則騙走了給難民的愛心款;難民中的不良份子,到土耳其後繼續作奸犯科,2014年還曾有難民強暴四歲兒童,引發大遊行抗議;而大量勞工的湧入,導致平均工資下降,本地人失業、黑工問題增加⋯⋯這一切,在首當其衝的加濟安泰普更為明顯,城裡每十個人,就有一位是敘利亞人,即使土耳其政府頗有誠意面對,仍有許多矛盾的問題無法解決。 

在一個天氣炎熱的午後,田安克突然帶著兩男一女回到家裡,嚇了她一跳:「我問他,怎麼家裡突然出現這些陌生人?他說天氣這麼熱,實在不忍心看他們一直在路上找水,就載他們回來裝水,之後又送他們回去⋯⋯」鄧馨庭回憶:「這就是我們和難民的第一次接觸。」

這間房子住了三戶難民家庭,廚房和廁所在戶外,雨天和冬天對他們來說是個折磨。

在加濟安泰普,只有四個台灣人,除了鄧馨庭,還有一個已經待了五年的年輕女孩陳韋慈,畢業於政大土耳其語文系。陳韋慈說,土耳其在台灣眼裡很冷門,台灣在土耳其眼裡也很冷門,每次自我介紹,很多土耳其人都不知道台灣在哪,常常以為是泰國或中國的一部分。「而我住在加濟安泰普,又是土耳其的冷門城市,結果,我永遠都在台灣介紹土耳其,在土耳其介紹台灣——而無論對土耳其人或台灣人,都要介紹加濟安泰普!」她笑道:「反正,我永遠都跟所謂的『熱門』沾不上邊啦。」   

陳韋慈在加濟安泰普大學教中文,也在安卡拉念博士,見證了敘利亞內戰的起點,以及土耳其一路以來的變化。「內戰前,加濟安泰普就已經是邊緣城市,每當土耳其朋友聽到我在加濟安泰普,反應大多是:那邊不是有很多庫德族、很恐怖嗎?現在街上又都是敘利亞難民,更令他們卻步。」

土耳其建造的難民營是全世界最好的難民營,但因為排斥庫德族,所以庫德族難民營環境最差,只用乾草和帳篷搭建,而庫德族難民一直生孩子,導致難民營人滿為患。

「的確,敘利亞人在土耳其製造了一堆麻煩和問題,我們身為外來者,好像也沒有立場發表意見。」鄧馨庭說:「但是,我在想,如果我失去國家的保護、失去存款、失去房子、失去父母和另一半⋯⋯我能怎麼活下去?你呢?你覺得你會怎麼活下去?」

隨著時間過去,鄧馨庭認識了越來越多難民家庭。她幫助的第一個家庭,是一對21歲的年輕夫妻,「丈夫不想被抓去當兵打仗,帶著老婆和兩個兒子逃來土耳其,一個三歲,一個才兩個月,當時白天氣溫攝氏六度、晚上一度,一家人在加油站睡了一個禮拜,後來找到一間舊房子,一個月400里拉(約台幣4500元),廁所裡竟然就是樓下麵包店的出煙口,黑煙常在家裡瀰漫,小兒子還因此肺發炎。」鄧馨庭幫他們在自己住的Onkologi區找了一間大房子,三房兩廳,月租550里拉(約台幣6000元),雖然環境改善了,離學區卻有一段距離。

「土耳其政府在各地開辦敘利亞學校,但不包含Onkologi區。如果孩子要上學,一定得跨學區、通車,每月交通費一人110里拉(約台幣1200元),每個難民家庭至少有四個孩子,根本負擔不起,所以這區失學的敘利亞孩子特別多。」那就是鄧馨庭起心動念的開始:「既然我們租了間大房子、附近都是失學孩子、這對夫妻沒工作,又不能一直無條件給他們金錢,我們就將客廳佈置成教室,訓練他倆成為老師,邀請附近的孩子來免費上課⋯⋯」

客廳就是教室,第一天,學生只有兩位,一週後就暴增成十五位。

鄧馨庭的小女兒和難民孩子玩耍。

「剛好」遇見的敘利亞鄰居們

鄧馨庭接觸到的難民家庭,其實都是同區域鄰居,她認識陳韋慈後,兩人就成為這些工作的主力。時間一久,參與的人也越來越多,漸漸地,在這間客廳,除了兒童教室,也開了成人職訓與課程,而文具、桌椅和師資等支出,都靠鄧馨庭一家自費和台灣朋友募款,甚至有當地大學教授願意免費授課。

他們有一套基本救助原則和內容,包含:緊急安置、成人一定要工作、小孩一定要上學,「不然大人閒閒無事,一直生小孩,那還得了!」鄧馨庭說,很多土耳其人排斥敘利亞人的原因,就是沒錢卻拼命生孩子。陳韋慈有次拜訪一個新家庭,詢問是否能幫女主人找工作,結果女主人有孕在身,當下全場震驚,「他們已經有五個小孩了,連這些孩子都養不起,現在還有第六個?」一時,陳韋慈不知該說什麼,只能勸男主人要更努力工作,並讓小孩受教育,才有改變生活的機會。「走出家門,我們心情好沈重,七嘴八舌地討論起節育、教育等問題,後來女主人因病流產,我們去慰問,也勸告40歲的她,既然身體和經濟都無法負荷,就別再懷孕了。」

離開後,負責翻譯的敘利亞學生只默默告訴她們:「It’s impossible.」

田安克和陳韋慈都在大學任教,學生國籍廣泛,從敘利亞、葉門到馬來西亞都有,每次探訪,他們都會邀請學生同行、翻譯。「主責翻譯的學生壓力很大,他要即時傳達大家七嘴八舌的意見,還要被左邊略懂阿拉伯文的衣索比亞學生『監聽』,看他有沒有漏翻⋯⋯」

問鄧馨庭,這樣「自找麻煩」不累嗎?她回答:「我無法看著鄰舍飢餓受苦,卻不做些什麼。敘利亞人那麼多,我當然不能幫助所有人,但能幫助其中一些人。」 每次家訪,鄧馨庭都會看到很多失學超過三年的孩子,生活沒有動力,到處在外遊蕩;而大部分女人才30幾歲,就已有七到九個孩子,完全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價值,對人生也沒有期望。

「我曾發現一個小女孩的手,做家事做到凍得發紅,也知道當這個女孩18歲嫁人後,仍然會在夫家低聲下氣、做一輩子的家事。」還有一對父母,生了五個小孩,敘利亞內戰時沒錢出來,現在伊斯蘭國來了,不得不逃跑,但邊境海關已關閉,無法取得難民身分,只能透過人蛇集團逃到土耳其,全家只剩身上衣物跟一張戶口名簿。透過鄧馨庭,他們雖在舊城區找到了便宜住家,爸爸當了夜間管理員,但月薪僅約台幣6700元,扣除車費1700元、房租2800元和水電費,仍然所剩無幾,他11歲的大兒子因此必須在甜點店洗碗,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一週薪資約500元。   

他們持續提供物資給十五戶這樣的家庭,有次月底結算,花在難民身上的支出約台幣43000元,她開玩笑說:「我得去賣血了!」卻還是認為一切都值得。「真的,如果幫不了全部,幫一個也好。」

 安置聽起來很簡單,其實就是「什麼都沒有,什麼都要買」——包含找房子、提供前兩個月房租,還有瓦斯、洗衣機、食物等基本生活用品。圖為難民家庭的廚房一隅。

 鄧馨庭安置的第二個家庭,是父母很快就找到穩定工作的幸運例子,他們一家逃到土耳其時,女兒才出生七天。然而,雖然是雙薪家庭,又住在房租便宜的舊城區,一家收入大概也只有台幣兩萬多,在土耳其的生活只能算是「過得去」。(圖中右一為陳韋慈,左一為田安克)

教室熄燈,從此消失的敘利亞夫妻

某天,鄧馨庭發現最初收留的敘利亞女老師眼眶瘀青,原來她的先生一直都會家暴。「我們幫他們找房子、帶孩子看肺炎、師資培訓,以為一切就會慢慢好轉,沒想到最後還會跑出這種問題。」鄧馨庭回想:「敘利亞女人普遍沒有地位,早已習慣被打罵,這位女老師被媽媽逼著成婚後,跟先生逃來土耳其,一路上都還在忍受暴力。某晚,先生回家按電鈴,妻子在睡覺沒聽到,太晚去開門,他就一巴掌把她摑在地,又看到廚房碗盤沒洗,就把所有食物碗盤摔在地上⋯⋯」廚餘和碗盤的碎屑散了一地,讓趕去調停的鄧馨庭夫妻看傻了眼。

「我狠狠罵他,他還嘻皮笑臉,最後我警告他,他的妻子就像我妹妹,他的孩子也是我的寶貝,要是他們受傷,我真的會生氣。」敘利亞男人不停點頭,田安克也幫他們做了幾次婚姻諮商,希望先生可以趁年輕改掉這個「習慣」。那段時間,聽說先生不敢打妻子了,「只會」往她身上吐口水,鄧馨庭才稍微放心,以為這場婚姻可以漸漸改變,隔一陣子,突然又聽說女老師想跳樓自殺。

「我才安慰自己,那位先生終於不打老婆了,結果,原來還是照打,只是小心不留疤⋯⋯」束手無策的鄧馨庭,在日記中寫道:「我好傷心⋯⋯」

此時,這個社區的土耳其人也越來越不歡迎敘利亞人,對他們下了逐客令,「房東將我們趕出來,連押金也不還,頓時二十個孩子就沒了去處。」教室關了,老師走了,而敘利亞夫妻決定回到敘利亞,還將教室裡的大部份用品一起帶走,從此失去聯絡。那位受暴妻子和兩個孩子的未來,再也無從得知。

「那是很大的打擊,一夕之間,好像所有努力都白費了。」但是,篤信基督信仰的鄧馨庭那時讀到一段聖經:「耶穌說:『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做客旅,你們留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這一切你們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這段話讓我決定,絕對不能放棄。」

曾經多數是敘利亞住戶的社區,因為土耳其人的排擠,已不見當時滿滿敘利亞人的景象。

問陳韋慈,是什麼感動她加入鄧馨庭的行列?她飛快回答:「以身作則的信念。」有次冬天,舊城區孩子沒鞋襪穿,髒兮兮的腳都凍得冰紅,他們開車去送物資,鄧馨庭看到家長們牽著孩子過來,就從車上搬下物資,拿鞋子一雙一雙去試每個孩子的腳,合適的馬上穿走,不合適的就換到合適為止。「這一幕讓我很感動,因為他們其實不需要做到這個地步,大可把物資放著,讓人們自己來拿,但他們從不隨意處置物資,也不會隨便交給別人發放。」有些孩子看到人就想握手,但伸出來的手,一開始真會讓人嚇到,「不只是『髒』,整隻都是『黑』的。有些第一次去探訪的學生,會避免跟孩子握手,但他們夫妻沒有。」若要陳韋慈舉出鄧馨庭在這些工作中最大的影響,或許不是金錢,也不是物資,而是她親自在這些婦女中活出來的榜樣。「所有大小事都是Anny出面洽談、處理,田安克也很支持她,很多難民婦女都是在認識Anny之後,才知道原來一個女生可以這樣活著。」圖為鄧馨庭探訪庫德族難民營孩子。

無論如何,都要送孩子上學

免費教室開不成,Onkologi區的難民家庭又付不起跨區上學的車費,鄧馨庭和陳韋慈知道,Onkologi區必須有自己的敘利亞學校,她們決定大膽一試,向土耳其教育局請願。「我們發現,土耳其政府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合作,讓小學到高中的難民孩子都能免費受教育,只要我們做好調查,經教育局評估、同意,就可以開設公立學校。」因此,他們利用休假時間做田野調查,統計學生數、師資來源,寫好請願書請敘利亞居民連署,最後真的聯絡上了土耳其教育局——然而,原先官員承諾一個月建立學校,最後卻無法如期實現。

這段期間,她們只能硬著頭皮先送現有的孩子跨區上學,只是,每次家訪完,又會發現更多需要上學的孩子。「有棟廢棄別墅裡住著五個家庭,他們不用繳房租、電是偷接的、水到外面扛,光學齡孩子就有十三個,還有一堆在地上爬的。」陳韋慈說:「我告訴其中一家男主人,我能做的就是送物資、送孩子上學,他面無表情地說好,我透過翻譯知道,他很不相信我。」男主人說,很多團體來這裡拍照,但他們沒拿到任何錢和資源,屋內地板仍舊破碎、窗戶沒有玻璃,孩子們在廢棄的泳池裡玩耍,這樣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

「透過物資援助和溝通,父母們終於答應讓十三個孩子上學,開學時,我帶著這一批新生去學校,學校主任的辦公室門庭若市,都是臨時前來請求入學的學生和家長。」陳韋慈等了四十分鐘,主任一看到他們,便面有難色地表示班級已經額滿,逼急了幾位無法入學的女孩,當場哭了起來。「我又衝去主任辦公室,重新陳述孩子的背景,主任被我弄煩了,強調絕對不能再帶孩子過來,便叫我快帶這批學生去註冊。」陳韋慈不禁開心地抱起一位女孩,「她11年以來都活在家人的壓力中,現在可以期待她因教育掌握自己的人生!」同時,她心中也更急迫地確信:我們需要本區的敘利亞學校。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曾報導,土耳其境內有超過40萬名敘利亞兒童未就學,由於經濟困境,難民通常負擔不起學費或交通費,必須再次冒險到歐洲或返回祖國。圖為住在廢棄別墅裡的孩子。

跨區上學的車費一人約台幣1200元/月,光是原本在免費教室的二十個孩子,一個月就要24000元。陳韋慈豁出去「搭訕」,竟真的找到一位願意幫忙接駁的司機,一人只收500元,她們再和家長平攤,才解決車費問題。這位司機除了載小孩上學,也非常支持探訪、發物資的活動,幾乎快變成她們的「專人司機」。圖為正在教孩子土耳其文的陳韋慈。

帶孩子上學前,鄧馨庭和陳韋慈會讓他們挑選新衣和新書包,「之前有些孩子沒有書包,就提著塑膠袋上學,書還會把塑膠袋勾破。其他孩子看到他們用不好、穿不好,會嘲笑他們。」添行頭不但要找對尺寸,還不能超出預算,精挑細選的結果,約台幣600元就能讓一個孩子擁有兩件上衣、一件長褲、兩雙襪子、一雙鞋子,並裝在寫有自己名字的盒子裡。第一次擁有屬於自己的全新衣物,孩子的笑容持續了整個晚上。陳韋慈說:「從他們不斷想牽我手、摸我的頭髮和臉頰等親近我的小動作,我知道他們真的很開心!」

幫孩子買鞋,對陳韋慈特別困難:「那時Anny不在,突然要單身的我幫十幾個孩子買鞋子,真的很挑戰!我想來想去,最後讓他們赤腳踩著白紙,一個一個畫尺寸,紙上都是他們腳上的泥沙⋯⋯」到了賣場,店員上前詢問陳韋慈要買幾號鞋,她拿出那張沾滿黃土的白紙,對店員說:「我不知道,你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敘利亞的未來,要交給敘利亞的下一代

終於,土耳其教育局給的承諾,在十個月後兌現——2015年12月,Onkologi區有了第一間敘利亞學校,兩百多個孩子得以上學。

「土耳其政府還是很有誠意的,他們雖然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但其實可以成立幾間、意思到了就停止,也可以用任何理由打發我。」陳韋慈說,接洽的官員脾氣很好,只是她在等待的過程太煎熬,三番兩次去詢問下文,有天對方終於受不了,冷冷地丟下一句:我很忙!「雖然我有些急躁,但我也很受傷,不禁心想,我到底在做什麼?其實這根本不關我的事啊?我不是敘利亞人,也不是土耳其人,為什麼要在這裡看人臉色?」正在攻讀教育博士的她又停頓一下:「但是,孩子是無辜的,他們的教育不能等。」  

為什麼這麼執著於教育?鄧馨庭說,土耳其和中東各地一樣,也有聖戰學校或伊斯蘭國的秘密學校,專門吸收貧困家庭,將下一代送回敘利亞,投入戰爭和恐怖行動,他們必須確保小孩不會掉進這些地方。「失去教育就失去整個世代,無論再怎麼困難,都不能讓孩子因戰爭成為失落的一代。我們盼望,當戰事結束,這些青年可以回到敘利亞,重建自己的國家,因為只有敘利亞人,才可以完全改變敘利亞。」

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學校是這樣的:在公立學校,土耳其學生早上七點到下午三點上課,放學後,就換敘利亞孩子上學,一直到晚上七點。圖為陳韋慈接送敘利亞孩子上學。

2015年初,鄧馨庭夫婦和加濟安泰普教育局副局長Munis先生會面——他是他們口中的「大好人」,一路幫忙設立學校。

家訪時,有時只要聆聽對方的聲音,就是一種關懷。

Onkologi區的第一間敘利亞學校開學了!

在戰亂中,看見人性

學校開學了,這間在眾人努力下成立的敘利亞學校,包含小學部1-4年級和中學部5-6年級,目前正式註冊的學生近百人。場地、師資、水電等經費都來自聯合國和土耳其政府,但物資和設備,還是必須靠民間募集。「就像之前那間學校一樣,文具、清潔用品、球類等等,我們都會持續支援。」

在戰亂中,似乎仍能看見那麼一點人性之光,但對於人性,鄧馨庭和陳韋慈看見的不只如此。

「我的生活圈都是老師和學生,有些能在土耳其一路念到大學的敘利亞學生,都出身上流社會家庭,本來就很少跟這些底層難民接觸。」陳韋慈說:「看見我們做的這些事,他們都是精神上鼓勵:『哇!謝謝你們這些外國人幫助我們國民。』但基本上還是不太關心。」

鄧馨庭也說:「人就是有好有壞,有暴戾、有軟弱。敘利亞壞人來土耳其繼續為非作歹,土耳其人則利用難民賺大錢;丈夫在逃難路上仍施手家暴,妻子放棄改變而選擇認命;歐洲害怕難民破壞他們納稅得來的安穩生活與福利,難民則證明了『人往高處爬』,即使生活漸漸豐足,還是永遠想到福利更好的國家⋯⋯」

「連我們自己也沒有完全的良善,許多人讚賞我們的作為,但這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鄧馨庭回想:「畢竟,當初來加濟安泰普,我只是個想支持丈夫工作、又擔心三個孩子安危的媽媽。」

只是,我們剛好在這裡

鄧馨庭說,她原本對台灣的一切很滿足,田安克任教於私立大學多年,兩人有三個女兒,小女兒才剛滿一歲,她則剛從神學院畢業,是一位忙碌的傳道人,生活充實又愉快。不過,2011年起,田安克開始關注「阿拉伯之春」,一直覺得自己應該出去做些什麼,因而不停尋找海外職缺,問過埃及、哈薩克的工作,都因故取消,就在她暗自竊喜這條海外求職之路似乎即將中斷的時候,某天田安克對她說,有間位於土耳其加濟安泰普的大學,正在和他聯繫。

「我心想,加濟安泰普是什麼地方啊?為什麼不去安卡拉、伊斯坦堡,要去一個從沒聽過的加濟安泰普?」鄧馨庭回憶:「一查地圖,我的媽啊!在敘利亞隔壁!難道這個男人真的要跟我證明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嗎?」

會開這樣的玩笑,是因這場婚姻真曾走上窮途末路。「我的爸爸是中小學校長,哥哥是資優生,讓我從小就備受各方期待。我沒有任何不良嗜好、沒有損友,沒有娛樂,總是和朋友一起念書,只是他們都考前三名,我永遠是倒數。上五專後,我越來越自卑,一度得了憂鬱症,還從此迷上改名字。」後來她才發現,自己是專注力不足的特殊兒童,她去菲律賓攻讀特殊教育碩士,認識主修心理學和哲學的田安克,一個月就閃電結婚,婚後爭吵不斷,她帶著剛出生的大女兒回台灣,一分開就是半年。

婚姻觸礁期間,有天朋友邀她去教會,問起她的名字,「突然間,我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應該是哪一個,一時悲從中來:『為什麼我的人生連自己的名字都無法決定?』」她將名字改回奶奶命名的「鄧馨庭」,飛回菲律賓挽回婚姻,田安克個性也轉變,跟著她搬來台灣。37歲時,她生下小女兒,新生兒篩檢時卻發現女兒T細胞不足,如果一直沒長出T細胞,可能從此免疫系統失調。「我好傷心,坐月子的時候都在哭,也突然看懂了聖經上『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最後,我對上帝說,賞賜的是祢、收取的也是祢,如果這是祢的旨意,我願意接受。」結果,女兒的T細胞長出來了。

「現在回頭看,我的童年和差點失去小孩的經歷,讓我比很多人容易體會那種被遺棄、極度孤單無助的感覺,只要想到別人可能失去孩子,我就會流淚。當你遇過這些事,又看到難民抱著孩子走在街上,看到他們的哀戚和絕望,你真的會願意傾盡全力去幫忙。」

說著說著,她又回到話題原點,「所以,不是我們偉大,只是因為剛好在這裡。從一開始給難民水、探訪家庭,到成立敘利亞學校,都是眼前『剛好』出現這些敘利亞朋友,而我們『剛好』在這裡,台灣朋友又願意為這『剛好』看到的一切付出。如果你們在這裡,你們也會想這麼做。」

高雄深夜,到了三更仍然寂靜溫暖。這一晚,「剛好」來採訪又「剛好」被收留的我,睡前暗自揣想,所有的「剛好」,是否其實都是「安排」?只是,有些「剛好」是短暫的,一如此刻我與鄧家女兒比鄰而眠,也許從此就不再見;有些「剛好」則看來長路漫漫——這回,鄧馨庭因女兒的就學問題返台,仍然忙著籌劃協會、準備長期支持敘利亞學校,今年四月,她又將返回加濟安泰普。

「剛好」與否,或難辨認,但可以確定的是,我們「剛好」都活在同個世界裡,「鄰居」一詞的定義,也無法將遠在天邊的國境排之在外。

即使是這方小小的海港高雄,那方戰火邊緣的加濟安泰普,在鄧馨庭和陳韋慈的故事裡走一回,原來,總會有那麼一絲「剛好」將我們牽繫起來,教導我們以沫相濡。

(本文轉載自「世界微光」)

***

【備註】

因多數學童來自貧困家庭,基本文具用品相當缺乏,以下是校長列出目前所需的物資:筆、橡皮擦、筆記本、白板筆、黏土、彩色筆、畫紙、清潔用品(洗手乳、抹布等)、球類(足球、籃球等)。

若您有任何物資願意提供,可以直接寄到以下地址。

學校名稱:Şenel-Sabri Turan İlkokulu(Geçici Eğitim Suriye Okulu)

學校地址:Küçük-Kızılhisar Mah. 8 Nolu Sok. Şenel-Sabri Turan İlkokulu, Şahinbey / Gaziantep

或捐款至台灣帳戶,全數用於當地難民家庭與教育。

專款戶:新光銀行水湳分行

帳號:0888-10-000441-8

戶名:臺中市雲上太陽弱勢關懷協會

葉玲玲 0980-737145(匯款後請簡訊聯絡以便開立報稅收據)

關於天下部落格

  • 天下部落格為互動社群平台,是知識的分享,觀點的累積,連結人與人之間的新觀點。加值下班後各領域的輕知識。包括:捕捉每日漏網新聞、科技、創業、商管財經、人文。
  • 有任何建議及想法,請至天下雜誌FB粉絲專頁。或來信至天下雜誌客服信箱:cwadmin@cw.com.tw
  • 投稿及洽談合作事宜,請聯絡天下部落格專用信箱:blog.cwgroup@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