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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巴黎之後,我在麵包店裡面發現了我另一種劣根性,那就是「裝不會」

在家裡已經練習了不知道多少遍的「您好,我想要半條長棍麵包,謝謝。」在走進氣氛有點詭譎(其實多半也是自己心裡有鬼)的麵包店後,我馬上將自己的腔調調整成一種「喔天啊,我真的好不會講法文喔,那我試著講講看好了,我講不好是應該的喔,我是外國人!」的語境。

但是我明明就是可以說得很好。我的「早安」甚至可以讓當地人以為我就是在這裡長大的。但是因為我害怕犯錯,我不想承擔那後來被識破的恥辱,或者是我不知道如何應對接下來連綿不絕的法文轟炸,所以我選擇了一種最安全的方式:「我做不好是應該的。」

這個想法其實非常嚴重,也用一種慢性毒藥的方式荼毒著我們。

記得小時候,班上或多或少都會有一種很討厭的同學,一進到教室就故意講得很大聲說:「哎喲,昨天晚上都沒有唸書。」(好吧,我就是那個討人厭的胖子)

就只希望聽到同學說:「喔,真的?我也沒有唸耶。」

這樣我就可以接話:「哎呀,這次一定會考不好的。」

如果有人斗膽接「反正你每次沒唸都嘛考很好。」我可能會惱羞成怒。

因為這就等於給了我自己一個「不能失敗」的藉口。我好像就得考得很好,不然就會被這位狗嘴吐不出象牙的同學看不起。

某種程度上,我們的教育讓我們非常「輸不起」。在我生長的南部傳統家庭裡,像我這種體育很爛,功課很好的中分頭胖子,經歷月考六科六百分,少一分就下地獄的經驗也是司空見慣。我其實已經忘記到底哪一方(父母、老師還是我)是這個病狀的始作俑者,我依稀記得在學校拿到那一張九十九分的考卷,心中好似覺得回家省親之路遙遙無期,又偷偷地盤算要怎麼上演一齣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戲碼,好讓父母覺得我已經非常自責了。

蔡媽媽曾經拿著我九十九分的考卷說,沒關係,下一次考一百分就好。(至今想起來仍覺得荒謬)。我們的教育,好像只會告訴我們,一百分是唯一的路

所以一百分的孩子,根本沒有資格和權利拿九十九,或九十八,更別提七十三。

要是真的拿了七十三,或五十九,怎麼辦?孩子是慌張的。因為沒有人跟他們講過。大家都是「往上看」,大家都希望時時刻刻是「高潮」。殊不知,處理低潮才是未來人生裡最重要的課題,活得越久,越知道那些高潮還不是那些無數低潮所襯托出來的假像罷了。

因此,當我發現自己用一種刻板印象的東方口音,故意把那幾個其實我已經寥若指掌的法文字唸得極為彆腳時,我感到極度羞愧。為何我已經三十三歲的高齡,還在跟人家玩這種遊戲?為什麼我不能「有承擔」一點?為什麼我不能更「勇敢」地挑戰自己的極限,而不要時時刻刻殷殷期盼別人拍拍我的頭說:「哇,你是台灣來的?你講這樣已經很好了耶。」

到底是有多需要被拍頭?到底自己存在的價值是多需要被另外一個其實很快就會消失在你人生中的人證明?

(本文轉載自 蔡柏璋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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