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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病,世界是平的症候群,香港焦慮症的台灣母親,這不是世代對立。

人人都說是世代對立?! 但答案可能是,階級對立

「後1976世代」或「太陽花學運世代」的父母幾乎都是嬰兒潮熟年(1946-1964出生,50歲以上),『父母爭當我的朋友想加我臉書!想多留些錢給我』身處在親子關係最良善的一代,每個年輕的我,怎會跟嬰兒潮父母,世代對立呢? 這並非像40年前父母不贊成不理解我,就自己跑去台北闖天下,成功再回來,那種典型親子對立情境。

因此,現象面看來是年輕世代奮起,似是世代對立,然而卻反映了十幾年來持續惡化的階級焦慮與階級對立。怎麼形成的呢?

日本病,世界是平的症候群,香港化焦慮症,從服貿學運看台灣社會發展高齡化的文明病:

日本病:(請看wiki)

薪資倒退到1998年、青年失業14%,物價自2006年來已漲了四波(1999年vs2013年奶粉葵花油比價新聞),鮭魚返鄉卻是炒房產使青年買房困難,這些老梗都不提,2013年是台灣上市公司獲利最高的一年,賺最多錢的時候,卻完全跟民眾經濟感受脫鉤,因為台灣家庭階層早M型化了。

1. 第一個數據是這十年所得分配M型化了(中產下流化):

分析家庭消費時會將八百萬家戶均分五等份視作同階,然後算出每等分的所得平均,比較各層落差,最常被媒體提到的是”最高最低倍數差”這三年間並沒惡化(6.13倍),但是若以”底層60%的庶民家庭”可分配到所得總額來看,從90年代平均值佔到37.79%緩緩地惡化2000年來的平均值36.19%,近三年平均值更只有36.11%。

2. 第二個數據是家庭儲蓄倒退20年:

家庭儲蓄金額已經連續五年倒退,嚴格比對起來是倒退到1993年,當然這有一部分是表示現在家庭都比較願意花錢消費,但若是用所得五等分化來細看,會發現魔鬼在於:處於底層的約六成的家庭財政持續惡化,家庭收入底層20% 千禧後12年只有三年有正儲蓄且都不到兩千塊,其餘都是負儲蓄,入不敷出。而第二底層的20%家庭,千禧後每年平均儲蓄只有四萬不到(儲蓄率僅能存7%),90年代時他們,每年還平均儲蓄7萬塊,能存下14%。第三,處於中間20%家庭,在千禧後儲蓄金額也降低了三成,不到十萬(儲蓄率從20%降到13%)。第四的中上層20%家庭千禧後儲蓄降低近2成(儲蓄率從27%降到20%)。只有最高所得層20%家庭每年家庭儲蓄比90年代還增加,而儲蓄率從39%略降到36%。

家庭儲蓄是一種心理安全與長期規劃,以亞洲人金錢觀來看,月光族並非主流價值,總要持續存錢有存款在身邊才安全感,而台灣卻有六成家戶(約五百萬戶)現在是每年不到15%的儲蓄率,居中間的中產家庭每年也只能存十萬塊,這就不僅僅是經濟階段處於大眾高消費階段樂於提高生活水準使消費增長高過儲蓄率的解釋,而是薪水收入增幅不大但生活成本快速增加下流化逐漸入不敷出的庶民困境。

過去種種報導與這兩個數據,使我相信台灣社會正在M型化,雖然衰敗期程時間不一,但台灣似也患上日本病,這種貧富差距的拉大並不只是最高20%與最低20%間差距拉大,更嚴重的是上面40%的家庭繼續富裕(富二官二的溫拿家庭)而底層與社會中堅向下沉淪(實質魯蛇化或魯蛇化焦慮,而家庭狀況不再是填「小康」了)。

世界是平的症候群:「全球化」與「T.P.P.」當世界被抹平,貿易自由化,極度效率使競爭力弱者無法招

1990年以後企業經營趨向全球化以及貿易自由化,同時期下經濟成熟的台灣,政府總透過選擇扶植策略性重大產業以及推出經濟補助振興方案,前者只要產業選擇沒賭對,或者發展策略沙推失誤或敵不過其他競爭國家(例如面板) 變整盤皆輸,又因怕企業隨全球化外移,故對企業的優惠或減稅持續增加,而企業經營實際上早就全球化將生產線向外大幅降低成本,卻仍然一面享受政府各種優惠(也有人也順手炒房反正不賺白不賺),企業經營與資本主義本來就逐利而居(或圖成本低或圖市場大),基於投報率與發展考量,投資並未獨厚台灣,也沒必要特別加惠到台灣員工。

故雖然台灣並不像歐美因全球化而使大部分人失掉製造業工作那麼嚴重(例如希臘),但實質上工作機會與薪資並無法快速增加,有競爭力的企業在全球化效率下是贏家,卻不一定需要或會補償全民輸家(請見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錯誤的自由貿易,傷害公眾利益 一文) ,於是一切脫鉤了,國家帳面上GDP增加了,上市公司賺了史無前例多的錢,社會實質卻M型了,高物價與高房價吃掉了收入,更存不了錢,中產庶民下流化。

另一個嚴重分化是,生於富裕的年輕一代剛出社會薪資起點低,入不敷出相對嚴重,獨立困難,於是為了多存點錢或想過舒適點也不得不啃老,因此學運現象面雖看起來是青貧焦慮的反撲,卻不能簡化成世代對立,癥結在經濟無力再向上提升的日本病加上全球化症候群。

試問這樣世道裡,哪一個台灣年輕人以及他們的嬰兒潮父母不想善用這個能夠發達能夠走出去的機會,想善用這個機會並不可恥,每個人其實都急著想擺脫泥淖。

但經濟上階級貧富差距加大的台灣社會,無權無勢不屬於既得利益贏者圈的60-80%庶民家庭,還沒看懂能得到甚麼利,過去的記憶遭遇恰恰碰上眼見現在香港生活方式丕變,不免先擔憂:這些利應早被既得利益者與企業瓜分走,但連動的生活改變與無法預期的經濟損失卻可能是這80%民眾買單,這才是年輕人站出來,大人也默默支持的原因。

所以,這不是世代之爭,而是階級焦慮,經濟上貧富差距惡化的憤怒,被利益強者全拿損失全民買單的憂慮嚴重扭曲,每個人都憂心不小心變成被犧牲的弱者。而新世代其實是一代比一代優秀,現實,透徹,直指核心。

第三個病,是最近發作越來越頻繁強烈的心理疾病 香港恐慌症

或許經濟與全球化病況各國都一樣嚴重,但台灣比所有其他國家更艱辛的心病,有一個又愛又怕的糾結,中國,豪門大哥。當幾年前日子還過得去,貧富差距沒那麼巨大,也沒有一個after case香港在旁邊怵目驚心時,還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過著陸生港生年輕人都羨慕的小確幸小日子,而當豪門大哥來交好結親了,卻心生猶豫,1.貪圖讓利,會不會像吸鴉片上癮,2.得利太多過度依賴,是否也讓台灣走不出去,3.受益不均,但生活方式卻改變了。

背景、條件與規模,似不至於完全重蹈香港覆轍,卻也逼得我們要好好想一想,早就藉同文同種占便宜賺easy money的台灣人,是要採取那一種價值觀,是現在我還不夠好,先受益壯大了再慢慢爬起?還是要一開始就志氣靠自己獨立走向世界?

古今中外變成委靡不振與臥薪嘗膽的兩面例子都有,但具體的籌謀策略在哪裡? 沒有未來藍圖與共同願景的談判?價值觀到底該向左還向右走? 這樣的處境下,台灣民眾與年輕人若不萌發強烈的香港恐慌症,才是真正的麻木不仁。

A GAP YEAR FOR TAIWAN
重修公民課也重思未來 這樣子等待天光是台灣的一種大確幸

十幾年來遲不面對發展困境,貧富差距加大,全球化後遺症,兩岸共處,卻看著香港,面對越來越強大的中國。三十年前龍應台小姐寫下生了梅毒的台灣母親,看起來這現在年邁的台灣母親,梅毒也許還沒全好,還諸多社會慢性病與心病纏身,這些共業長期發炎,使得焦慮感最深卻又最好出身最自我的年輕世代,受不了發出激烈抗議。

我不夠了解服貿,也無法深入每個產業魔鬼的利害眉角在哪,甚至無法信任懶人包與專家(因為懶人包與專家也分派),因此無法評估對每個產業的影響,更難去預測這些變數未來的演進。

那麼,這是否算是台灣的一個GAP YEAR,也許我們沒有一年的時間浪費,但花兩三個月時間,停下來好好看看想想,這樣的留白沉澱難道不值得?更甚者,這難道不是一種超級幸運?? 那麼反倒要感謝那機靈的三十秒,不小心侵犯到敏感的年輕神經,否則台灣社會這個身纏多種慢性病的中老年人,病灶將持續潛伏持續崩壞到不可收拾。

經過這一場驚天動地,每個人好似都有改變,其中之一,至少看到更多人(包括我)願意孜孜不倦的閱讀,多聽聽不同立場的分析表述,也聽聽不同治療意見,雖然一段時間後終究仍要做出選擇。同時,現在我的民主課的新思索是,自由與民主與法治是否只是手段過程,公平公義與同理是否才是更高的終極價值。

所以,我說『能等待天光,是台灣的一種大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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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國民儲蓄仍高達三成,因國民儲蓄=家庭儲蓄+政府儲蓄+企業儲蓄,而90年家庭儲蓄1.3兆,企業儲蓄才0.3兆,但99年企業儲蓄已破兆,家庭儲蓄率卻從平均三成掉到低於20%,且這儲蓄率的20%還得仰賴「上層20%家庭」高達36%的儲蓄率才達成,企業很賺錢,滿手企業儲蓄錢淹腳目,但卻早已跟人民生活無關)

作者:是來不及參與五年級野百合世代,在太陽花世代裡被認為是最老的一輪人 ,早已被歸為大人,出生時台灣是明天會更好,國中時有人替我爭民主爭自由,升學壓力大聯考錄取率只有1/4 ,但考到大學就是大解放沒甚麼好抗爭,我們其中有一群人大學就沉迷於BBS與網路(最早的丟水球功能是我同學的男友台大資工研一的學長發明的),大量的人考研究所或準備出國,否則至少也要去遊學半年一下 開始有人延畢跟學貸,我們約莫在薪資高點時(1998-2000間)陸續出社會(泡沫入行組), 現在擔子最重的中年時期遭逢經濟惡化的1976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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