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們認為,命運天注定;後來則知道,它是現實世界所致。

近代的自殺和殺人,甚至演變成各人尋找壯觀場景的生命劇場。

前幾年,我讀過美國喬治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布萊克(Joel Black)的著作《謀殺者的美學》。該書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部出版,是從文學史、哲學史和道德文化史的向度,談當代暴力殺人的問題,我至今印象深刻。

人類自古以來,就會遭遇許多命運不確定的悲劇,如戰爭的殘酷、噩運使人警惕到人生的悲慘,以及事事不如人意,都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被驅動。許多悲劇,其實和人是否邪惡並無關係,而是命運使然。

亞里斯多德的著作《詩學》裡提到,古代人藉著悲劇,理解到命運的悲慘、世間的不平,從而體認到人生無常,而對命運知道畏懼,因而能夠淨化自己。因此,古代的悲劇可以淨化人的心靈,使人知所節制。這是人們「道德—理性」行為的哲學起源。

但布萊克教授指出,自從十七、十八世紀浪漫主義以降,人類對命運—自殺和殺人這些很基本的問題,已開始有了不同的認知。以前人們認為,命運問題乃是上天所造成的;現在則知道,它是現實世界所致。對這個世界,人們可以選擇放棄、拒絕接受。

根據法國哲學史家米諾茲(Georges Minois)的著作《自殺史:西方文化中的自動死亡》所述,十八世紀的歐洲菁英份子,由於對生命厭煩倦怠,自殺的確相當普遍。

最有名的,是普魯士的英明國王腓德烈二世,即處心積慮想自殺。德國作家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更是自殺文學的經典。二十世紀初的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在名作《海達.凱卜勒》裡,更將自殺劇場化,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

布萊克教授指出,由近代的自殺和殺人,它在行為者所做的自述裡,已被說成了是一種新的壯美美學。這也是當代暴力美學核心。殺人和自殺已成了一種劇場,人的行為已不再是從前的「道德—理性」為標準,而成了「感官—批判」的標準。特別是在媒體介入下,今天的有些殺人和自殺已脫離了道德,而成為一種實現的感性行為。

所謂的美學,乃是人們對現狀的一種表述形式。用美學工具如畫布、影藝來表達是一種美學,用語言去說當然也是一種美學。藉著媒體去表達,自然也是一種美學。布萊克教授所謂的殺人美學,就是利用媒體去說的殺人。當代殺人愈來愈像是個劇場。

後現代的今天,人類社會已變,人類的存在本質也和以前不同。現在的世界沒有什麼是確鑿不變的,人都是被丟棄在這個荒涼的世界上、大家都是荒野裡的孤獨一匹狼。生生死死,大家都在找各自的生命劇場。壯觀的自殺、壯觀的殺人,已成了當代固定的景象。

因此,對於當代的隨機殺人事件,我們已不能想當然地去談論,而應從哲學和文化史的深度去探討這種現象,並替未來社會做出更好的安排,恢復人的道德理性。(作者為作家、詩人及評論家)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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