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作為自然人,必須有人權;作為社會人,必須有民權;今天,人成為政治人,承擔更大的公民責任,透過「賦權」,促使社會及政治轉型。

每個時代,具有權威、擁有權力的人,會形成一種體制,當有了體制,它就可以決定人們怎麼去想以及去行為。吻合體制的就是常態,不吻合體制的就是異態。這個體制,以及它所形成的思考和行為,全部就是一套典範。

一個體制和一套典範,它會存在,當然在一定程度內是有效的。但它的有效卻不可能永遠。當有了體制,它就一定有盲點,看不見許多新生事務;當有了典範,它就無法再自我創造和自我改變。

因此人們遂說,體制和典範,它是一種秩序,但經常也是一種阻礙進步的習慣。

今天的世界,就是到了全球進入典範轉移的新時代。今天的人已不是以前的老人類,由於教育發達,人的智能提高,對未來的社會有了新的想像和新的標準,甚至新的靈性需求,已遠遠超過體制的能力。

就以一九七○年代迄今的發展來看,新的生態哲學和環境思想,女性主義、社群主義和參與式民主、轉型哲學,都是社會先行,政府落後。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階段,社會上的人群在形塑未來上扮演了那麼重要的角色。

而人類在每個階段,都會有幾個關鍵字濃縮了那個階段的時代精神,現在這個階段的關鍵字就是「賦權」(Empowerment)。這個字在台灣半學術性的年輕人的論述文章裡,也經常可見。

所謂「賦權」這個字,在一九七○和八○年代相類似的概念就已出現,如「權力屬於人民」等就是一種粗糙的表現方式。但到了一九九五年,理論家許瑋倫(Edward W. Schwerin)出版《沉思、賦權與轉型政治》後,「賦權」這個字遂被賦予哲學上的深意。

他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未來導向的社會,人們已有新的靈性需求。人必須更加和睦相處。權力的相互共享和共同完成,已成了新的價值取向。這都必須由大家做更深入的沉思,始能形成社會和政治的可持續性長期發展,這種新價值已超過了層級官僚的陳舊概念。

未來的人群已不只必須有人權和民權,還必須有「責任權」。人作為一個自然人,必須有人權;人作為社會人,必須有民權;今天,人已經是個政治人,必須在塑造未來上扮演更大的公民責任。

所謂的「賦權」,就是人們已必須透過沉思、討論、共同參與,提高責任意識,加速心理上集體意識的轉型,進而促使社會及政治轉型。

若我們閱讀西方當代理論性的公共哲學著作,或是有關群眾運動的著作,一定會讀到「賦權」這個新字。它是新時代的新詞彙。它代表了一種新人種的出現。

這種人正探索新的社會關係和政治行為,以及體制的重新安排。十七、十八世紀以來,人類在舊的理性主義帶領下,使文明走到了今天。現在舊的理性主義已告僵化,新的典範開始形成,對「賦權」這個字,我們不要疏忽了!(作者為作家、詩人及評論家)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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