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在青春期人格形成時,讀書、交友、教育都非常重要。

唯有在國、高中階段,大量投入人格教育,先養成正直的人,學問才對他有用處。

上週去德國國家科學院參加一個研討會,開幕的壓軸是一九九三年諾貝爾獎得主羅伯茲(Richard Roberts)的演講。

諾貝爾獎果然有號召力,那天下著大雨,又是晚上六點半,還是很多人撐傘、餓肚子來聽,且老少都有,不只有年輕的學生。坐我旁邊的就是一對至少七十歲的老夫婦,德國人的求知慾的確不同凡響。

羅伯茲教授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講述細菌比人類多不知多少萬倍,又無所不在,若能充分利用基因轉接的技術,可使細菌造福人類。

話鋒一轉,他談到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受教育是個特權(privilege),不是每個人都能享受到的,世界上有很多人想念書而無書可讀,因此享受到這個特權的人有回饋社會的責任,要盡自己所能,使這個社會變得更公義。

他呼籲受教育的人都要記得這個恩惠,伸出手助人,底下的聽眾頻頻點頭。

在餐會上,我才知道這些諾貝爾獎得主做了很多本行之外造福人類的事,例如,一○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戴蒙德教授(Peter Diamond)就曾親自到土耳其援救被關起來的科學家;羅伯茲教授也為了被利比亞關起來的保加利亞護士和巴勒斯坦醫生,到利比亞的首都,面交一封有著一一九名諾貝爾得獎得主簽名的陳情書。

當然格達費不會接見他,但是憑著諾貝爾獎的光環,他見到了格達費的兒子,面交了那封信,成功地救出那群醫護人員。他說他從下午等到半夜,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被接見,但還是堅持等下去,因為親手交比請別人轉交有力量。

全球現存的二八九名諾貝爾獎得主中,大部份人願意為世界的不公不義發聲,真的很感動,當然更感動的是,羅伯茲教授竟大老遠跑去利比亞,管大多數人不會管的閒事。

愈是成功的人,愈是謙卑。三天的會議,他都從早上九點坐到晚上五點,既沒遲到,也沒早退,會後跟我們一起用簡餐,也沒要求特殊待遇。

他說只有站上顛峰,回首來路,才了解成就是建立在很多人辛勤的研究上。難怪他演講最後一張投影片打出來的是密密麻麻所有貢獻者的名單。

但我最想知道的是:為什麼他們肯長途跋涉,去關懷跟他本人和研究都沒關係的陌生人?是什麼樣的教育,使他們的人格如此崇高?我們如何教出像這樣的學生來?

最後發現,學生在青春期人格形成時,看的書、交的朋友、接受到的教育非常重要。

羅伯茲教授生在一九四三年,正是二次世界大戰、英國最艱苦的時候,父親是黑手工人,他念的也不是牛津或劍橋,可以說完全不符合我們培養傑出人才的條件,但是他爬上了顛峰。

所以,我們沒必要再迷信名校,反而是在國、高中階段,應大量施以人格和價值觀教育。只有先是正直的人,學問對他才有用處,他對國家也才有用。(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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