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大陸版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圖書封面)

一向對中華民國(大陸時期,1912年-1949年)的中國歷史感興趣,聽說巴巴拉·塔奇曼寫有一本關於民國時期的歷史作品——《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關於這段民國歷史,美國力量是重要參與者,但我從沒看到過以美國視角看待這段歷史的作品,這給了我閱讀此書的最初動力。

巴巴拉·塔奇曼是美國作家,憑藉描寫一戰發生前一個月歷史的《八月炮火》以及《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經驗》兩次獲普利策獎。其歷史作品寫作功力由此可見一般。

  

(圖為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她以《八月炮火》和《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兩次獲得普利策獎。)

我把閱讀此書的關注點放在了作者對美國在華經驗的詳實描述上面,反而對貫穿全書的史迪威將軍——美國四星上將、二戰期間中緬印戰區總司令、名義上的蔣介石總參謀長——的關注比較少,史迪威的個人經歷對我來說只是閱讀此書的引子。在書的開篇,通過他在中國的武官經歷,巴巴拉對軍閥混戰期間中國的社會狀況做了精細刻畫,有對各路軍閥的評價,有通過史迪威交往的普通人對中國國民性的洞悉。

除此之外,開篇部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巴黎和會上山東問題在引發國內五四運動的同時,這個位於遙遠黃海之濱的半島的命運竟然成了美國國內政治激烈鬥爭的焦點。由於巴黎合約有此“顯著罪惡”,並且威爾遜總統把國聯與和約聯繫到一起,他的反對者抓住此把柄在國會阻止美國加入國聯,同時,由於美國公眾和政府感覺在巴黎和會上出賣了中國的利益,由此讓美國對中國產生了負罪感。以及辛亥革命者許諾的自由、中華民國與美國相似的共和政體、親華宣傳、蔣介石的基督徒身份,美國在華長達一個世紀的傳教工作形成的對中國的責任感,以及後來對日戰爭所引發的同情,退還庚子賠款,羅斯福有關戰後中國成為強國的理論,當然最基本的還是美國在太平洋國家利益的權衡。種種因素疊加,使美國對中國這個國家抱有特殊的感情和非常高的關注度,是負罪感、監護人和幻覺合成一體。隱藏在書中紛繁故事的背後,讀者可以深切體會到美國試圖使中國變得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

但是美國的對華戰略卻並沒有成功,甚至走向了美國最不願看到的反面,另一種意識形態統治了這片國土,中國政府沒有變得跟美國政府一樣。

作者詳實的歷史資料還為讀者全景式展現了民國時期中國局勢的復雜。蔣介石在北伐後,軍閥混戰格局得以初步改變,以他為首的國民黨在中國達成了一個脆弱又耗神費力的權力平衡。但國民黨內部矛盾、共產黨、日本勢力,這些利益糾葛貫穿全書。

在本書沉悶的中間部分,唱主角的是史迪威將軍在中緬印戰區的努力、他和蔣介石之間不可調合的矛盾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各樣的麻煩。二戰時期由於中緬印戰區在美國的戰略規劃中一直處於從屬地位,並且美國沒有在此戰區投入地面作戰部隊,這使得史迪威將軍成了「光桿司令」,戰區內的英軍、國軍實際上都只是對自己的上級負責,對於史迪威敷衍了事。

但即使這樣,史迪威還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加上手中掌控的美國援華物資的分配權,使自己的作戰目標得以緩慢推進,在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中,中華民國的整個官僚體系的低效腐敗讓人絕望,蔣介石的不以才能選拔屬下、任人唯親所造成的國民政府高層的短視無能,以及他在軍事指揮中的優柔寡斷讓人印象深刻,書中對蔣介石個人品質做了較多負面分析,我很想通過已經公開的蔣介石個人日記看看在此期間他的心境。

史迪威本人對蔣介石持批評態度,稱其為「花生米」,他認為「在中國除非除掉蔣介石,否則毫無辦法。」但其他的選擇是什麽呢,對此在當時毫無答案。

面對一個靠著美國援助支撐的一個腐敗、低效且毫無希望的重慶政府,美國只有毫無選擇的繼續選擇支持下去。

而當時的共產黨成功的對外宣傳將自己打造成了積極抗戰力量,它的馬克思主義色彩也顯得不那麽顯眼了,羅斯福總統提到中國共產黨時,總要在前面加上「所謂的」幾個字。與國民黨形成對照的是,他們從基層起都有嚴密組織,而且因為得到公眾支持而具有力量。這個黨派擁有自己的武裝,它的組織紀律性和戰鬥力得到史迪威將軍的讚許,甚至曾設想過在中國遠征軍中安插百分之二十的八路軍部隊,這當然遭到了國軍的反對,國軍將領的理由是如果每個連隊有百分之二十的共產黨,那麽半個月後整個連隊都會變成共產黨。侵華日軍統帥岡村寧次也曾對八路軍作出評價:「內部團結、作戰勇敢」,是他最欽佩的中國作戰部隊。

史迪威將軍還曾在宋美齡面前稱讚過共產黨力量,讚揚他們的清廉高效,宋美齡回應了一句,那是因為他們還沒有真正嚐到權力的滋味。出於對共黨的深刻認識,抗戰後蔣介石抵制聯合政府,因為這意味著國民黨主宰的結束並為“更加雄壯,更加受歡迎,並日益壯大的共產黨”開闢了擴張影響力的新天地,也許最終可能控制國民政府。然而,如果未能跟他們達成協議,美國當時的國務卿認為這會招致“最終推翻國民黨的危險”,而事實正是如此。

史迪威看到了中國陷入長期內戰,並且美國對此毫無辦法的前景,對此他在1945年的建議是「我們必須撤出——就現在」,1946年10月1日,在中國擔負斡旋使命的馬歇爾通知對張家口發動進攻的蔣委員長說,除非立即找出跟共產黨達成協議的基礎,否則他將停止斡旋。結果蔣介石未作任何讓步。12月,馬歇爾親自警告蔣介石說,共產黨過於強大,無法在軍事上擊敗,只有合談才能避免中國經濟的崩潰。蔣介石對這個建議置之不理。1947年一月,華盛頓宣布中止斡旋並撤出了美軍。

在本書的結尾一段話,作者借助一位美國將軍之口,提出了一個假設,如果史迪威得以改革中國軍隊並造就一支90個師的有戰鬥力的部隊——這是他一直想要做的——如果史迪威將軍裝備、組織並訓練中國地面部隊的計劃得以完成的話,那麽1944年日本步兵就將無法摧毀華南的空軍基地,而抗戰後中國共產黨的地面部隊也不可能達成他們的目標。

作者這樣的判斷顯得有點天真,對此費正清認為如果真的如此做了,史迪威按照1944年羅斯福總統的建議成為中國軍隊的統帥,那將使他置身於國共兩黨之間,這將使美國卷入戰後中國,從而招致一個致命的“超級越南泥潭”。

很多大陸人對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國民黨懷有好感,看完此書我覺得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只是因為現實不太美妙而對前朝美化罷了。單考慮地緣戰略方面,如果國共內戰國民黨真的取勝,中國會怎樣呢?按照當時國民政府在經濟、國防和政治上對美國的倚賴,以及東北地區又由蘇軍占領的現實,冷戰時代的中國很可能面臨像德國那樣領土主權被人為割裂的處境,也就是說,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國的地位和1937年之前相比沒有太多的改善,僅僅是解決了起碼的民族生存問題。

然而最終的結果則出乎美、蘇意料,中國共產黨竟取得了全國政權,這便消除了美國對中國大陸地區的影響。不久之後,新中國又從蘇聯手中接管了旅順、大連等地的全部主權,解放了西藏和新疆地區——中國大陸地區至此完全成為了中國人自己的「勢力範圍」。解放戰爭中共勝利的真正價值在於使中國贏得了完全的獨立自主地位。然而中國大陸解放後的前30年發展歷程依然出乎意料的令人匪夷所思,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人禍接踵而至,很遺憾我們失去了太多做出改變的好機會。

最後,中國走了自己的道路,就彷彿美國人從來沒有去過那裏似的。

【作者介紹/田卡】

2012年6月,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獲得文學、經濟學本科雙學位;

2012年2月-2013年12月,《南方都市報》記者&編輯,報導科技、創業及投融資相關話題;

2013年12月轉行做移動互聯網,目前為阿裏巴巴集團產品經理。

(本文轉載自「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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